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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一是前期持续加杠杆、扩产能抑制了经济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形成内生的下行调整压力。

对于这些重点扶植产业，国家会给你提供信贷，帮你引进技术，购买技术。近年我们看到，在东亚以及其他很多国家，都追随了日本的发展模式，形成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

这是当前所有不同发展路径都能够具有共识的一点，就是说发展必须是以人为中心的。作为政治科学学者，阎小骏倾向于悬置价值和道德判断，而把各种政治学现象视为研究课题，因为当代政治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要解决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失败国家往往内战频仍,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如果说只是径路不一样，而最终实现到某一个特殊的点，它就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怎么去看待那个成为现代化国家的那一个点？而最终，在实现现代化的标准上——如在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精神世俗化、政治民主化等特征上，是否这些儒家文化圈国家，其实也是符合西方的标准的？ 阎小骏：这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经典现代化理论本身，它实际上讨论更多的不是现代性是如何，而更多是通向现代性的道路的问题。从发展理论开始，也是很自然地顺应了学科发展的历程。

就是首先，这是直接民主的。民主即国家与社会咨商 经济观察报：对于民主，官方到民间，从左派到右派，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主义者，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2016年以来，我国的绿色债券市场已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当年在我国在境内发行的绿色债券达2000亿人民币，境外发行相当于近300亿人民币，我国发行的绿色债券量占全球同期绿色债券发行量的40%。

未来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试点财政部门将绿色贷款的贴息管理权交给绿色银行等做法来扩大绿色贴息的范围。比如，一国在绿色投资方面努力，可以降低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从而缓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所面临的压力，其受益者包括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事实证明，派不懂金融的政府官员来管理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基本都在浪费国家资金，这些机构也维持不了太久。发达国家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环境执法力度也比较强，企业和股东为了避免未来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自愿到保险公司购买环境责任险。

显而易见，只要改变了污染型的经济结构，环境就会比现在好很多。首先必须要确定未来（如五年、十年后）大气质量、水质、土壤质量的改善幅度，单位GDP能耗、水耗的降幅，以及碳排放总量的降幅。

从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的具体使用来看，大量采用直接拨款补助、奖励的方式，贷款贴息方式实际运用较少。相反，有效的国际合作可以成为各国共同推动绿色投资的动力。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节能环保的工作力度。具体的做法就是在几个行业领域做了环境风险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影响的分析，比如说火电、水泥、钢铁、化工等行业。

要做到这一点，当务之急是在编制发展规划时，要有专家帮助量化各类产业和主要项目的环境成本和效益。其原因在于：一是财政部门对贴息的重要性和可以产生的撬动民间资金的杠杆效益认识不足，对此配置的财政资源十分有限。在国外有一些比较好的案例，比如说，英国在2012年建立了绿色投资银行（GIB），政府通过GIB投资一英镑，可以撬动3～4英镑民间资金跟投。三是可以降低融资者的融资成本。

二是解决银行和企业期限错配的问题。（七）发展绿色股票指数 在我国的主要股票指数的构成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工业企业占很大比例，而许多被动型基金和机构投资者做投资时自然将同样比例的资金投入到污染性行业。

举一个例子，2015年以来工商银行率先通过压力测试开始探索环境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造成的影响。（十）加强推动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 各国携手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绿色投资和经济的绿色转型是共赢互利的合作。

换句话说，实现改善环境的目标必须成为经济发展规划的起点，而不是在建设了大量污染性项目之后再进行事后治理。但由于这种外部性，就涉及到一个潜在的搭便车的问题。我们要通过金融体系的绿色化来动员和激励大量的社会资金来进入绿色产业。但是由于我国财政能力有限，预计在未来全部绿色投资中政府出资只能占到10%～15%，其余85%以上必需要社会资本来进行投资。2016年8月31日，人民银行牵头的七部委共同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共35条，其中有许多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政策，包括七个部委提供的一些对绿色项目的激励机制。为了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建立绿色保险制度。

第二，我国常规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例是三分之二，清洁能源只占13%，这个比例比发达国家的清洁能源的占比要低很多，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第三，我国城市地铁出行的比例只有7%，而发达国家大城市地铁出行比例高达70%，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产生的污染是地铁的10倍。

所以，很多污染型企业将会面临成本上升、收益下降的情况。对银行来说，这些企业的不良贷款率也会相应上升。

由于很多环境事故的责任人都是中小企业，发生事故以后企业就倒闭或者企业主跑路了，因此没有人来支付环境修复的成本。三是对贷款贴息项目的申报材料要求过于严格，对污染治理设施建设项目来说，要求贴息的贷款必须是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贷款，而非主体生产工艺设施建设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二者很难区分。

德国利用较少的资金推动了一大批环保节能项目的建设和改造，杠杆效应非常显著。国际上有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包括美国能源部的案例和中国跟IFC合作的案例，都可以做到在损失率或者违约率非常低的情况下，用很小的公共资金来撬动很多民间资金。与英国合作推动中国金融和企业到境外发行绿色债券。2015年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

北大的陈玉宇教授和清华的李宏彬教授曾经做过数量分析，他们的结论是淮河以北居民因为燃煤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使人均寿命缩短5.5年。那些虽然能把GDP速度搞得很高，但使得自然资源净资产不断下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地方政府官员不应该得到提拔。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原因。十年前环保总局和统计局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而2013年清华大学和亚行的估算数字表明，仅仅是空气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到当年GDP的3.8%，这还没有包括水污染和土壤污染。

碳交易市场将在2017年正式启动，如果企业减排不力，就必须去市场上购买碳配额，也会产生更多开支。绿色债券比较适合大中型、中长期、有稳定现金流的项目，比如说地铁、轻轨、污水处理、固废处理、新能源等。

关于地方政府如何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发展，本文提出几点看法： （一）要通过改革弱化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的观念 中央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省级政府考核市县级主要官员业绩并决定其晋升时，不应继续以GDP作为主要评价指标，而应该重点看当地的就业稳定和环境改善等老百姓最关心的指标。通过压力测试可以把这些环境高风险行业的未来不良贷款率估计出来，就可以得到一个环境风险和未来信用风险之间的定量关系，从而使银行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资产配置，激励其减少对污染行业的贷款，同时加大对绿色行业的资金投入。通过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合作，为这些跨国投资提供便利条件，就可能使原来难以获得资金的绿色项目融得资金，同时也为国际投资者进行可持续投资提供新的绿色资产类别。最近的一些分析表明，绿色债券的平均发行利率略微低于同样信用评级的普通债券的发行利率。

但是很多绿色项目尤其是新的绿色项目，首先需要的是股权融资，因为它需要有资本金才能到银行和债市进行债务融资。但从目前收集到的情况看，实际运用贷款贴息的地区并不多。

环境压力测试在技术上比较复杂。同样的原因，绿色产业还不太赚钱，目前还不能吸引足够的社会资本进行投资。

再假设几年后中国开征碳排放税，那么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成本会进一步上升。要根据这些要求，明确哪些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不得纳入规划，哪些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益的项目应该重点支持，多少百分比的新建筑物必须达到绿色建筑标准等。